自索绪尔开创符号学以来，能指与所指的组合如风暴般改变了研宄者的认知观念，“符号”逐渐成为各领域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文化与符号的联系随着符号学的迅猛发展逐渐被被重视。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研宄文化哲学中，开始大力引入了符号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理方法。卡西尔独特的“符号形式哲学”理论是文化符号学的雏形。文化可以视作由人类发明创造的各种符号形式。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符号
一中医文化符号的概念
1符号与文化符号学
中医文化研究对符号学的浸染不深，这是因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思路与传统的社会科学差异较大。文化符号学的研究思路将之前被分门别类的事物整合起来重新进行审视，使得对整体文化现象的分析成为可能。
中医文化目前缺乏一个类似的理论框架，可以涵盖和统摄大多数、不同层级的文化现象。文化符号学强调一种思路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努力破除各大小门类之间的壁垒和障碍，因此在中医文化研究中尝试一下文化符号研究，有其特殊价值。当然符号并非万能，要完善这一架构，尚需各研究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
中医的症状和症候群的解读皆可认为是符号过程。以“盗汗”为例，患者向医生传达自己有“盗汗”症状，医师作为接受者接受“盗汗”符号，并依照中医理论解释为“入睡后汗出异常，醒后汗泄即止”，再进一步指称到“阴虚发热”证。这一过程中，“盗汗”是符号本身，医师是接受和阐释者。
2中医文化的符号化
所有文化都可以认为是一种符号系统，中医文化亦不意外。但中医文化有其特殊之处，在于中医兼具有文化属性和科学属性，科学属性决定其有符号系统内的符号要有强编码性；文化属性则决定又具有一定的弱编码性，因为这样的特性，使得中医文化的符号化过程有自己的特色。
现存的中医文化符号的形成大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依文化与符号两个要素出现的先后顺序，可有中医文化的符号化和中医符号具备文化属性两个类型，前者如历史医家逐渐成为名医符号，后者主要是中医诊疗的行为符号和器物被赋予了文化意义，医院校和相关机构的图像标志之中。
当然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符号而言，两个过程会交替出现，互相促进，最终形成强烈的文化符号性。脉诊的符号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医疗技术的符号化在各医疗体系的普遍现象，符号化的结果是某项特色医疗技术被用来代指医疗系统整体。所谓特色，一般是区别于他者的独特诊法或治法，往往暗示着本医疗系统的独特思维方式和医学观念。脉诊之于中医，也有如此关系。
脉色通神，能通过三指便洞晓疾病，成为民众对于明医的想象和期待。脉法己经成为中医诊法的符号，甚至作为一种仪式本身，超过了其他诊法的综合，形成了强烈能指优势。
二药物与药名：中医符号的典型例证
1符号化的中药
小说中的药物包括单位中药与成药两种。本节主要讨论己经符号化的单味中药，也就是以发挥药物特性为主，作为食品的药食同源类不计入内。小说中各位药物出现的频次，与临床用药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以医籍记载和当代药物统计来看，使用量最多的头部药物在十几味左右，次重的药物在几十味上下，再次为一百余味，三者相加在三百味上下，接近了中医学生《中药学》课程的教学情况。
而在小说中，头部药物减少至五六味，次重也在十味以内，出现较多的药物相加不超过五十味，与庞杂的小说文本不相匹配。中药在白话小说出现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情节化药物、方剂组成中的药物。
大部分的药味以药方组成和药名的形式出现，药方中的药物处于药方所组成的小文本之内，药名则以趣味性和文学性见长。情节式药物，指部分药物能在叙事文本中发挥情节作用。寥寥数味，这代表了古人心目中对中药最直观的感受。
2特殊药物的符号化
药物统称，指一类具有相同功效或特点药物的总称。这种名词的命名规则，有一定惯例：中心词均为“药”，修饰部分一类以治疗的疾病为主，如感冒药、晕车药；一类以治疗效果为修饰语，如止疼药、抗癌药。
前一类多见于日常语言中，后一类则更具专业性，也用于医学生的药物学习之中。中医领域，也是各类本草划分的根据所在，如清热药、化痰药。可以看出，这些药物统称指称的即是上节所言具体药物所属的纵聚合，如人参所属的补气药，巴豆所属的逐水药等。
补气药、逐水药等本身符号特征不明显，反而其中一味或数味具有了符号性，转而指代这一大类。
但是也有一类药物统称，其所指称的具体药物难以指称或过于复杂，包括毒药、迷药、哑药、性药等，这类特殊药物取得了与具体药物一样的符号化程度。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知识表达
一中医知识
1、中医知识与分类
知识一词的定义，如同“文化”一样，历史上产生过数十种以上的说法，却没有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界定。不同领域对于知识的内涵有不同角度的审视。哲学上，知识是认识论的核心观念。
中医文化与中医知识存在共生性、区别性和互相转化的特点，故总结为“共生演化”，而这种“共生与演化”构建了中医知识的复杂系统。
不过申氏将知识与技术用层级关系来理解，认为技低于道，而道是根本，技是道的载体，道是技的超越，这种明列高低的判断稍显偏颇。
文化和知识是两个维度的分类。中医文化属于中医的内容范畴，中医知识则是一种形式类别。形式展示内容，故中医知识中亦包括部分文化知识，如医学史、文献、文学等相关内容。因此二者的联系与转化，实质是中医文化内容从某一形式向知识形式的转化，亦或者某类知识被赋予了文化要素，从而拥有了文化内容。简言之，以“道器”和“层次”论知识与文化，不如以内容和形式的传统二元结构更为合理。
2术语与中医术语
知识最重要的形态之一是术语。术语是在特定学科领域内用来表示概念称谓的集合，是体现本门学科的科学语言。术语学研究认为，术语应有以下特点：专业性、科学性、单义性、系统性、本地性。其中专业性和系统性是区别非术语概念的重点，因此术数的本质是知识概念的专业化和系统化。
基于术语概念，可以定义中医术语为中医药学内用来表示中医药学相关概念的词语集合，由名词、词组和短句等组成。相比一般学科术语，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术语体系，中医术语有着自己的特色。
如同术语规范化己成为当代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术语系统的评价己经成为对学科体系科学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于个人使用者而言舍，正确选择和使用术语，亦成为自身专业性的一个象征。中医术语的使用情况，亦表明使用者对中医学的认识广度和深度。
如此，小说中术语的运用就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作者对中医的理解、读者的接受程度。这点上，中医知识也类似。不用或者少用，会削弱医药情节的真实度和可信度；过度使用甚至滥用，则不仅让读者难以理解，又容易与情节脱节，造成阅读体验下降。供作者所选取的空间并不广大，特别是对才学一般，不足以掌控读者的普通文人而言。
二说语境下的中医知识呈现
1、知识的显性表达
以知识分类来看，显性知识与陈述性知识容易文本化，显性的程序性知识也可以以叙事化的手法加以展示，而隐形知识则很难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必须将隐性知识进行一定形式的转化，变成容易理解的显性知识。
中医隐性知识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技术层面上，个人的临床经验和诀窍，如某些诊断和处方之法；精神层面，包括哲学思想、价值观念等，要进行显性化，最终都选择了两个方法：第一种，借助自身的显性知识载体，如各位医家的经验著作和用药指南等；第二种：通过向其他人交流传播，由他人进行显性化记录，如各位弟子所记录的师门经验等。两种方式的归宿都是文本。
小说中的中医知识，就形式而言亦全属于显性知识。由于小说文体的特点，中医知识的传递并非如医籍般直接和清晰，有大量知识被夹杂入叙事和符号表达中，这两点已在上文谈及。
探讨的是尚未叙事化和符号化，即没有叙事功能、没有符号价值的那些纯粹知识的呈现。这些文本保持了中医知识的本来样貌，并且对于小说情节无关轻重，即使删去亦不影响叙事和主旨表达，就文学性甚至是一种损害，但对于中医知识的传播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评价方式，与小说研究对于才学小说的评价相当接近。而才学小说，也是记录中医知识的范本。
2对知识的评论
精心选择并展示给读者的知识，即使顾及到大众的知识水平，也并不能保证读者完全接受。为了知识对接受者的顺利传达，作者往往选择做进一步解释。如民间性强烈的《小五义》中，曾就“回光返照”。
在以文人为预设读者的世情小说中，这是无需如此解释的词语，但为了底层平民能顺利接受此类知识，作者用了油灯和落日两个例子来解说“回光返照”。这是一个知识解释的典型。从叙事学上看，评论由叙述者跳出来直接说明的非叙事性话语，直接表达了叙述者的思想和观念。依胡亚敏的分类，评论包括公开、隐秘、含混三类。
明清小说一直有公开议论的行文习惯，作者借叙述者之口向读者传达自己的各种观点，因此以讨论公开评论为主。胡氏又将公开的评论分为解释和议论二类，解释包涵介绍、分析，修正等现象，议论和有指点、抒发、揭示等形式。
总之，公开评论能显示叙述者的自我观念，也是作品风格的要素，同时还有引导读者、传达知识的作用。
这样的分类未免细碎，在具体文本的落实上也难以截然区分。在涉医文本中，只需注意在解释和议论层面上的表达